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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燕卜荪《南岳之秋》

英国 英格兰 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年9月27日生于英格兰约克郡,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诗人。他的成名作为《朦胧的七种类型》。他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英文界大家以及中国现代派诗歌的一代宗师。曾任日本东京文理科大学英国文学教授,北京大学英国文学教授,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编辑,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英国文学教授。1984年4月15日去世,享年77岁。
燕卜荪是“超前式”的诗人和新锐的批评家。他来中国的时候刚过三十岁,风华正茂,跟着临时大学(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到长沙、南岳、蒙自、昆明,同中国师生打成一片,·彼此极为相得,当时写了一首题名《南岳之秋》的长诗,其中说:“我交了一批好朋友。”
中国新诗也恰好到了一个转折点。西南联大的青年诗人们不满足于“新月派”那样的缺乏灵魂上大起大落的后浪漫主义;他们跟着燕卜荪读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读奥登的《西班牙》和写于中国战场的十四行,又读狄仑·托玛斯的“神启式”诗,他们的眼睛打开了一一原来可以有这样的新题材和新写法!
其结果是,他们开始有了“当代的敏感”,只不过它是结合着强烈的中国现实感而来,因为战局在逆转,物价在飞涨,生活是越来越困难了。他们写的,离不开这些—尽管是用了新写法。与中国现实的密切结合,正是四十年代昆明现代派的一大特色。在燕卜荪的影响下,一群诗人和一整代英国文学学者成长起来了。
燕卜荪一生诗作不多,1955年出版的诗作合集仅收诗50余首。这些诗受玄学派和T.S.艾略特的影响,以严谨的古典形式反映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困惑和内心痛苦。
燕卜荪天分和才情极高,1930年就发表了文艺理论专著《朦胧的七种类型》。他在剑桥曾拿下数学和英文两个第一,他是从数学后转到文学上来的,是剑桥著名文学理论家瑞恰慈的高足。其诗歌创作是“孤独与受难”的产物。



威廉·燕卜荪

南岳之秋

同北平来的流亡大学在一起


灵魂记住了它的寂寞,

在许多摇篮里战栗着


……相继是军人,忠实的妻子,

摇篮中的摇篮,都在飞行,都变

畤形了,因为一切畸形

都使我们免于做梦。

  ——叶芝


如果飞行是这样的普遍,

  每一动都使一个翅膀惊起

(“哪怕只动一块石头,”诗人都会发现

  带翅的天使在爬着,它们会刺人),

把自己假想成鹰,

  总想作新的尝试,

永恒的嘲笑者,看不起平地

  和地上所有我们可以依靠的岩石,

我们当然避免碰上

  土地和诸如此类的东西,

把我们的乐园放在小车上推着走,

  或让无足的鸟携带一切。


我是飞来的,部分的旅程是这样,

  在必要的时候我愿意坐飞机

(维多利亚式的火车备有卧铺,

  如没有,只要可能,我就在汽车里挤),

但现在停留在这里已经好久,

  身上长了青苔,生了锈,还有泥,

而且我的飞行实际是逃跑,

  但怀有希望和信任的心意。

我感到我逃脱了那些人物,

  他们稳坐台上而在小事上扯皮。

但也许我们真的应该戒惧

  这边一拍,那边一溜,又加情欲刺激。

肉身还在时,我们不想飞行,

  想飞行时,我们已成了污泥。


我所住的这座圣山,

  对于我读的叶芝有关。

它是佛教圣山,本身也是神灵,

  它兼有两种命运,一公一私。

山路的两旁守候着乞丐,

  他们的畸形会使你回到梦里,

而他们不做梦,还大声笑着骂着,

  虽是靠人用箩筐挑来此地,

现在却张眼看香客们通过,

  像一把筛子,要筛下一点东西。

香客们逃开,乞丐们只能慢走。

  山上高僧取得了考古典的胜利。


“灵魂记住了”——这正是

  我们教授该做的事

(灵魂倒不寂寞了,这间宿舍

  有四张床,现住两位同事,

他们害怕冬天的进攻,

  这摇篮对感冒倒颇加鼓励)。

课堂上所讲一切题目的内容

  都埋在丢在北方的图书馆里,

因此人们奇怪地迷惑了,

  为找线索搜求着自己的记忆。

哪些珀伽索斯应该培养,

  就看谁中你的心意。

版本的异同不妨讨论,

  我们讲诗,诗随讲而长成整体。


记起了散文常给人麻烦,

  虽然对于吴尔芙夫人有点喜欢,

多年来都未能压制,

  但拿到课堂上去讲,

未必会替自己增光。

  帝国建造者读的是月刊,

一本又一本尽是扯淡,

  “谢谢上帝我丢开了(这是我的猜想)

“那些恶毒的耍笔杆,

  还不如去叫猴子乱嚷嚷,

或者苦力们打他们的老婆,”

  而我算是兄弟,这倒也值得捧场。


有人说女巫们以为自己会飞,

  因为有种药会叫她们发呆。

普通的啤酒就够叫你无法无天,

  还能祭起一把扫帚在空中作怪。

至于虎骨酒,泡着玫瑰花的一种,

  我们在这里还有得买,

村子里酿的可又粗又凶,

  热水也浑而不开,

但还可用来掺酒。不能说

  只有天大的惊骇

才会使人去喝那玩意儿。

  何况这酒并不叫你向外

去遨游天上的神山,

  而叫你向里,同朋友们痛饮开怀。


诗讲得成为一种乐趣,

  免去了逃避之嫌或废话连篇。

我忽然感到不设法飞走

  倒使他们逃避得更远。

这是一种航天的本领,

  称为高翔,会使你扮演明星

(像王后和爱丽丝那样),努力叫自己

  停留在原地不变。

可是谁又有勇气去坐太阳神的车,

  系在一个气球下到处转,

同一个什么人一起做间谍?

  且慢喊万岁,先给我答案。


我把那本叶芝推到顶上,

  感到它真是闲谈的大师,

如此妙语泉涌,滔滔不绝,

  可没有能够成长的根基。

这位卓越诗人的琴声变化

  聪明地放过了我们这一批,

只把大家都骂了一气。他对最下的

  底层并不提任何建议。

可是这个梦,虽然完全失败了,

  像所有新派人物所已知,

他可没指出有什么漏洞该堵,

  什么阀门不该放气,

只谈了他们逃避什么,落在何处,

  什么是他们为表态而放弃的真理。


而且我也不真的喜欢

  那种喊“小伙子们,起来!”的诗,

那种革命气概的蹦跳,

  一阵叫喊,马上就要求同伙

来一个静坐的文学罢工;

  要不然就把另外的玩具抚摩,

一篇写得特别具体的作文,

  —个好学生的创作成果,

他爱好噩梦犹如操纵自行车,

  可一连几篇就腻得难受。

但是一切程式都有它的架子,

  一切风格到头来只是瞎扯。


最后我不得不同意:

  在实践上你得明了,

这类关于逃避的粗鲁的话

  无法用理论去驳掉。

叶芝有足够的明智看出

  他那梦字必须取消,

让位于另一种样子的梦,

  弗洛伊德才真的生效。

他那智慧的力量和广博,

  非我辈所能企及,不论谦虚或高傲;

我们把他的探索保存下来,

  记下别人在什么地方走错了路。

可见逃避梦境也是对的,

  只要有办法,就不妨一逃。


我似乎一直忘记了

  那些真的在天上飞翔的人。

实际上我们倒常常想起,

  到处都看出应该多想他们。

当地出现了部长之流,

  (被赶得远远离开了战争),

还有训练营,正是轰炸的目标。

  邻县的铁路早被看中,

那是战争常规。问题是:他们不会

  瞄准。有一次炸死了二百条命,

全在一座楼里,全是吃喜酒的宾客,

  巧妙地连炸七次,一个冤鬼也不剩。


诗不应该逃避政治,

  否则一切都变成荒唐。

这话的道理我也懂得,

  但我就要演讲也只会歌唱,

而且到底有什么好处

  用诗来表达,不管写得多么悲壮,

半夜心里翻腾的疑问,

  想起了家园,我所属的地方?

我的视线所及只有热气腾腾,

  随着人群在激荡。  

英格兰我以为应该健飞如鹰,

  但可能太迟了,或花时太长。

我有什么可教它?它自有办法,

  回答像洪亮如锣声。


什么是我不曾面对的东西,

  什么原因造成完全的绝望,

把地图分割成若干长线,

  证明没有房屋真是正方?

毒害了心灵、毒害了空气的

  不是民族主义,不是种族感,

是借口,后果,信号,

  但不是已经存在的大现象。

它是真实的,使得想来继承的人

  不能享有这一块地方。

但经济学是圣贤,

  他们有讲坛,他们有眼光。


左派人物的议论完全不靠

  反叛和慈悲来发出异彩,

他们要的也正是我们都要的,

  即整个制度不发生停摆。

马克思的真正高明的地方

  在于他把高度的献身气概

结合了一种看来可靠的证据,说明

  所有跟随扫罗王的必遭火灾。

斯大林补充了一条,

  他说那些人不会自己下台,

而必须用脚把他们往土里踩

  (但他那新生的国家还未成材,

他最好别贸然开此玩笑)。

  这就使他们只能背水一战定胜败。

心灵的枯燥乏味的胜利

  倒是比有些人想的更有需要,

为了使一种命运显得荒谬,

  想长玫瑰而往沙漠施肥。

把事情尽量拖后,直到别人发觉,

  这似乎过分高尚了,使人反感不妙。

经济学家们占有便利,

  又有面子,又安详高超。

有一位要我给他二十年光阴

  去寻找那妖怪成长的线索,

可是我们是否能等得到十字真言?

  也许来得太晚,也许根本不宣告。


“这种消极的生活岂不同

  蹲在英国喝啤酒没有两样,

如果你想的就是这些,那么,

  天呀,你又在这里搞什么名堂?

驱使日本鬼子来的是经济学,

  但他们能操舵掌握方向。

假装同情并不希罕,

  谁也不会因你流泪而给赏。

听听这些德国人吧,他们大有希望,

  已经决心把这个国家切成两半。”

身处现场倒使人更乐观,

  而那些“新闻”,那些会议上的官腔,

那爬行着的雾,那些民防的陷阱,

  它们使你无法不恐慌。


再说,你也不真是废物,

  只能像刺球那样紧附树身,

替代那些必须出去的人,

  不妨坦白地承认,

确有模糊的意图,

  想去那些发生大事的城镇。……

但没想要招摇,

  把自己说成血流一身——

你知道我们有一种鲑鱼

  呆在战场全为了哼出歌声——

典出《金枝》,你不必怀疑,

  “钉死在十字架,是否古时不比当今?”……


我说了我不想再飞了,

  至少一个长时期内。可是我没料到。

即使在暴风雨般的空气里,

  被扬得四散,又落地播稻,

脑子里七想八想,不断旋转,

  人们又在动了,我们也得上路。

我没有重大的个人损失,

  不过这首诗可完成不了,

得到平原上才能偷偷写成。

  我们在这里过了秋天。可是不妙,

那可爱的晒台已经不见,

  正当群山迎来初雪。

兵士们会来这里训练,

  溪水仍会一边流,一边谈笑。

  王 佐 良 译



怎样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现的“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人的文学”,“人”是指建立在现代启蒙意义上的主体的人的发现,“文”是指以现代审美精神引导的文体变革。“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同根同源,都是中国现代性启蒙的历史产物,是现代中国文学自身的两个侧面。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始终是和中国现代历史的特殊境遇联系在一起的,人与文的自觉与“启蒙的文学与文学的启蒙”  两种传统有着密切关系。
“人”的自身主体性的成熟状况是文体发展状况的决定性因素,有怎样的“人”,就有怎样的“文”,关键是看“人”在现代启蒙意义上具有什么性质和程度的“自觉”。文学史的历程告诉我们:“人”立才会“文”盛,“人”萎则会“文”凋。
当“人”具有真正的个性主体意识时,创作主体就会具有高度的能动性和创新精神,在主题思想、文化内涵和文体审美层面进行探索和革新,从而促成文学各方面的发展和文坛繁荣。文学史上的五四时期,1920—1930年代,1940年代和新时期以来,虽有政治变动的干扰,但始终都存在着一定的现代个性意识发展的文化空间,创作者具有自觉的现代主体意识和现代审美观念,“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共存于各个文学社团、文学流派的创作实践之中。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各类文体都走向“自觉”和真正意义上的成熟。
而当文学创作主体的“人”被具体层面的意识形态需要所限制和规定,自我的主体性被拘囿在固定的阶级或民族框架内的时候,文学审美层面的探索也必然会受到影响,只能在狭窄的空间内按照一定轨道进行,不能形成真正的文体解放和文学繁荣。晚清民初,文学被作为保种强国的社会化手段。“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都从属于社会启蒙任务,大量的新诗、新小说作品所呼唤的“新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体,文学的文体与审美观念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现代性质。1920年代末开始至1940年代末,1950—1970年代,社会政治矛盾的激化对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制约。民族救亡、阶级斗争先后成为时代强势话语,“人”的自觉开始让位于阶级或民族解放的社会主题,“文”也开始成为社会政治的话语规定表达。虽有以新月派、“京派”、现代派和“干预现实派”等不同派别坚持文学自身审美特质和创作主体能动性,但终究不可能超越其自身所处的整体社会语境,主流意识形态笼罩了个人的自我价值空间,人的主体意识发展和文的现代审美探索同时处于失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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